民众剧场的大戏
──光州2005“亚洲广场”戏剧节前后
赵川

(一)
2005年5月18日到韩国光州，那天正是韩国民主生活里的一个重大日子：光州暴动纪念日。5月30日，我们从只有两个登机口的光州机场，搭乘直飞航班回上海。光州神命剧社两位热情女孩与我们依依惜别。
回来后，同去的一些人竟有些身心异样。台北的王墨林双眼赤红不退，体力一度崩溃。北京的陶子精神懈怠，一度郁闷不振。事隔近一个月，我和为《三八线游戏》做舞台影像的汤光明，在上海绍兴路一间陶艺馆里喝到大醉。平日沉稳的汤光明那天醉后，用韩语不断吼叫“Kongsanmida”(感谢的意思)，三四个汉子都按捺不住他的挣扎。
光州的十几天，我们天天像群流浪汉，在5.18文化纪念馆边上自由公园的长廊下和旁边的临时帐篷里，吃早饭、午饭、晚饭和休憩；在那几片草坪上或帐篷剧场里看戏、聊天或喝酒。那是些奇怪的日子，我甚至都忘了是几号或星期几。

(二)
200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电话，晚上快十一点，我和一个双眼执着有神的韩国男子，在衡山路地铁站对面的“寒舍”见面。他的汉语名字叫张笑翼，是2005光州“亚洲广场”戏剧节(Asia Madang)艺术总监。他来上海和北京看些人和戏。台湾差事剧团的钟乔看过我在台北的戏《厕所的脸》，所以推荐。
隔了一天约在富民路“阿毛”吃饭。张笑翼总是很严肃，他说他做民众戏剧，但和你们的“人民艺术剧院”做的不一样，虽然用英语一说都是people，但你们的不关心他心目中的民众。那天白天，他去了上海话剧中心，发现那里做的也跟他不是一路，是商业的。
我们用简单的英语交流。我说你名字里有个“笑”字，但不怎么笑。他示范性地笑一下，说在异地有些紧张，可能酒喝多点就好了。这顿酒饭上，他邀请我去2005年的戏剧节。喝酒时还用了韩国式的酒桌规矩。那就是照他们说法，自己杯中的酒只能由别人来倒，谁要自己添酒，身边的人就会死掉。他没说左边的还是右边，于是我们忙不迭给身边人添酒。
之后不久我收到一封钟乔的“备忘录”。他是光州2005“亚洲广场”戏剧节的核心成员。“备忘录”中写道：“首先，我们几乎无法以现今出现在亚洲的各式艺术节来类比。说得更具体一些，现今种种亚洲的戏剧网络，几乎甚少深刻切入民众生活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反思。但，发生于光州的戏剧联演却无可避免地必须具备这样的性质，经由对于这样性质的不断质询和讨论，或许我们才得以稍稍拉出一个免于被文化商品所‘异化’的艺术表现。

最后，还想稍做强调的是：这个亚洲的文艺舞台，是光州人民在历经十数年举办城市艺术节，藉以纪念死难英灵以来，首度邀请来自亚洲具进步性的剧场团体......于是，我们似乎有了几项共识，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，陆续被自主地完成。
(1) 确实做到对‘光州事件’及相关蜂起状态的了解；这样的了解至少初步帮助我们建构了亚洲的视野，幷从而找到一种有别于一般性质下的艺术节的意涵。
(2) 对于即将发生于2005年５月的联演抱持至少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认知；当然,不同时代的亚洲人民会有不同的历史意识。但，全然地认为记忆已从新时代抽离的想法，几乎无法在光州的场域中找到任何艺术表现的相关性。这一点，是非常基本的认识......”
钟乔的这份备忘录上，有和张笑翼眼睛里一样的严肃。
我决定去光州。2005年初联合了些不同职业背景的人，着手筹备一出名为《三八线游戏》的戏。创作排练期间，凡有新成员加入，都会发“备忘录”给他或她看。我觉得需要这样一种慎重其事。春节大年初一那天，台湾资深剧场人王墨林打来电话。他听说我要做的戏，说三八线直接关系到海峡两岸长达五十年的隔绝，这之中不能少了台湾的声音。他主动要来上海参加。我们的戏，到韩国后还加入了两名韩国演员。

(三)
到光州第一天，自由公园草地上的帐篷剧场还没有都搭好。转眼就看到张笑翼，他正戴手套抱了一大捆帆布搬往帐篷边。在这之后，几乎每天在自由公园都能见到他。戏剧节闭幕后的那个早晨，在草坪上又遇到他，他在拆帐篷，显得疲惫。他的眼镜镜片中间碎开了。他说一直到早上五点还在跟政府的人争执，又没头没脑地加一句，说都破裂了。
第一天在那里搭帐篷的还有我没看到的，或者说看了也还没认识的日本导演樱井大造。他也在为建帐篷剧场忙碌。樱井大造的五官和体格都长得粗硕，头发遒劲弯曲，一个十足体力劳动者的样子。他说在四十岁以前，就是个做散工的劳动者。樱井大造的剧团野战之月，七十年代初就游走在日本的底层社会。他们在空地上搭起帐篷，做帐篷戏和社会抗争。他的影响很大，戏里常有砍掉天皇脑袋的场面。但这次他们并不做帐篷戏。这个帐篷剧场是他们为上海的《三八线游戏》、北京的《切?格瓦拉》和香港的《我的红裙子》等搭建的。
有一个晚上，我们演完自己的戏，去看樱井大造在草地上围成的剧场里演戏。平日在遇到，总有着日本式谦和的樱井大造，舞台上的表演却厚重扎实，场气十足。他的戏，舞美简单却非常讲究。他用魔幻式的故事，讲社会政治，讲生命和死亡。结尾时，用黑幕围起来的临时剧场突然被拉开一边，外面是延伸的草地和一条斜伸向树丛的小路。戏中暗示，樱井大造饰演的角色是具死尸，身上日益散发腐臭的味道。他嘴角流出口水，迈开沉重的步履，拉了一辆装过尸体的已经锈坏的车子，向外越走越远。这时他和车子经过的道路两边，突然连续喷射出烟花，在光州夜空里绽放，死尸和拉死尸的车子，在这璀璨和迷茫之中无法回头。
与樱井大造一样在草地上围出剧场，又搭起观众席和灯光架演出的，还有钟乔的戏《潮音》。钟乔头上包了块毛巾，在露天日头下搭台，排戏，脸晒得黝黑，鼻子上的皮都爆开了。钟乔是个诗人和左翼知识份子，曾一度担任台湾《人间》杂志总编。这些年里，他和他的差事剧团，与亚洲地区另一些剧场工作者们深入农村、码头等，通过剧场的力量，帮助那里的人们反抗压迫。张笑翼正是在九十年代受到他们的影响和精神感招，投入民众剧场。不过，钟乔自己说，近年他的剧场作品已转向魔幻风格。
《潮音》去年在台北老兵聚居的底层社区宝藏岩演出，引起较大反响。戏中出现存在于台湾的各种老兵或他们的灵魂。这些人或是曾被日军征兵的台湾原著民和台湾籍子弟，或是跟了国民党战败到台湾的外省人，甚至还有红卫兵。他们的人生目标早已在历史更迭中失去价值，与曾驾驭他们的“国家”之间的关系又充满挫折。在那个岛上，他们都成了身份堪疑的孤魂野鬼。
“亚洲广场”正式开幕后过了几天，草坪上或吃饭的地方，开始出现一个白发披肩的长者。他是香港的莫昭如，也做了多年民众剧场。他不同于钟乔的文艺气息，是另一种洋派和优雅。他带领的回放剧团，在帐篷里用“一人一故事”的演出方式，展现在场观众对戏剧节和二十五年前光州暴动的感受。
莫昭如早年投身社会运动，受美国七十年代Jonathan Fox的先锋戏剧样式“一人一故事”打动，遂将此剧场形式在香港、菲律宾、台湾、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地的民众社区中推广。一人一故事由主持人将观众请上台，听他讲述一段切身感受或故事后，由演员现场即兴表演出来与观众分享。在莫昭如的工作坊上，他跟我说，没有权力讲故事的人，是受压迫的人。
一起从香港来的除回放剧团外，还有无言天地聋哑剧团。他们的戏《我的红裙子》由美国人Dan Chumley导演，才从上海演完过来。那几天自由公园草坪上唯一的西人Dan Chumley，是个非常容易接近的人。他个子不高，每晚吃过饭，总会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球拍和球。球拍有两个巴掌那么大，他包里有十几张，这是种可以许多人一起玩，简单，没有输赢的游戏。在公园中间的草坪上和他一起玩球，一直可以玩到暮色昏沉，帐篷里的戏就要开场。Dan Chumley 1959 年时已组建了第一个剧团。但如今，不论是在他的工作坊还是在草坪上，他都身手敏捷、矫健得不输给年轻人。
在Dan Chumley为期四个半天的工作坊里，他做的是如何运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民间喜剧方式，来表现身边的社会议题。他每年都至少会做一出大型户外政治喜剧，因此对肢体表演非常有经验。无言天地演出的《我的红裙子》，在他指导下富于表现力。那出戏是根据一本自传改编，以一个十岁柬埔寨女孩的经历，讲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下人民的艰难命运。Dan Chumley早年投入左翼社会运动，和亚洲的剧场工作者合作多年。对于民众戏剧的界定，他以多年的经验说，凡涉及社会改造的剧场都可以称为“民众戏剧”。
“亚洲广场”上另一个身份有些特殊的人，是台湾剧场人王墨林。他是台湾小剧场中的元老和“异议”份子，跟钟乔、差事剧团和樱井大造都有合作。但这次来光州，却是作为上海草台班的戏《三八线游戏》的艺术指导。开幕前晚，所有戏剧节参与成员聚会，叫到台湾那边，他们要他站一起，轮到上海亮相，台湾的也拿这个胡子花白的人起哄逗乐。
其实那几天中，接触最多的当然还是韩国剧场工作者。光州戏剧节用的名字是Asian Madang──亚洲广场。“广场”的说法源自韩语“广场剧”。韩国民间有聚会演戏的传统，在日本殖民时期曾被压制和禁止，战后民主化运动中，韩国的民众戏剧工作者深入农村田边，让这一传统农民广场剧又活了。他们在戏剧节也几乎都是在草地上圈出场子，光天白日就演了。他们的戏全是关于民众抗争。
但那些天，我们最多的不是谈戏或艺术，而是彼此急需沟通的吃喝拉撒。光州两个主要剧团本地人剧团和神命剧团的编导和演员，也是“亚洲广场”戏剧节的义工，管机场旅馆接送，安排住宿吃饭，安排演出排练或购物看病。这些人在大日头底下跑来跑去，磕磕巴巴地用英语解释，累得贼死，却脾气都好得要命。
神命剧团的表演从韩国民间戏剧吸取养份，喂养现实题材创作。他们在戏剧节上演的《起义者》，就挪用了传统歌舞。有一回和接送的司机聊起，原来她就是剧里的女主角。她演出时脸上的妆画得像脸谱，所以下台认不出。晚上，一伙来自各国的剧场人围坐桌边，她殷勤地烧烤五花肉给我们吃。还有那个叫Na的本地人剧团的编导兼舞者，瘦瘦高高，每天跑来跑去处理琐事，笑嘻嘻地跟人打招呼。那个清凉的午夜，在当年独裁者的军队残杀抗暴市民的同一时刻，本地人剧团在道府门厅前演出纪念舞蹈。那个瘦高的人裹一身白，缓缓倒下，扭曲挣扎。
五月光州的天气份外明朗，野花盛开。在这些多年交往与合作的亚洲民众剧场工作者中，中国大陆的团体和剧目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活动中。北京的《切?格瓦拉》剧组和顾磊带领的以学生剧社为班底的太阳剧社、上海的草台班等，都颇受重视。除了《切?格瓦拉》剧组的女孩们看似另有心思，其他多数人都在那片草坪周围观看，交谈，体验，各自经历到不同寻常的心灵锤炼。

(四)
从外部看，整个光州，就像是为当年反抗受美国支持的全斗焕军事独裁的光州暴动，而存在的一个纪念仪式。这样的仪式让人通过与过去的联系，塑造今天存在的身份和方式。对于光州，在种种对光州事件的祭奠中，人们找到了自己在韩国政治生活，乃至在亚洲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和存在份量。光州的2005“亚洲广场”戏剧节也不例外，一切从仪式开始。
在光州的十几天里，各剧团都被安排在1980年关押暴动市民的监狱里住几天。那是在一座军营里，牢房三面是墙，一面铁栅栏。当年一间关押五百多人，我们也就住十来人。一人一个睡袋和垫褥，睡在有木板架起的地上。有点难受的是个别人彻夜的鼾声。
在光州我一共磕了五个头。第一次是开幕式，祭拜的是光州事件中抗争的死难英烈。在一张席子上跪下，前面供着猪头和生果，我接过一碗韩国米酒供上，磕两个头，然后起身喝酒。张笑翼在一边小声提醒，少喝点，很烈的。那天在我们各外国剧团磕头之前，还有很多韩国人讲话，磕头，隆重得很。后来一次是在快闭幕前，只磕了一个头，为了要画图腾柱。组委会为每个剧团准备了一根圆木，由我们自己画了写了，准备竖在自由公园草坪边。最后磕的那两个头是在闭幕式上。照例面前是猪头、生果和背景中的5.18文化纪念馆，我磕罢头喝酒。这次把碗里的酒都喝了。
那种看起来像米汤水一样的米酒很爽口。钟乔说叫“马过力”。开始因为在祭拜上喝了，觉得有点神秘。住多几天发现超市里就有卖，而且便宜，价钱比在上海超市买同样大瓶的水还便宜。这种酒喝到嘴里醇厚，像江南人家酿的米酒。光州自由公园的帐篷剧场里，正举行开幕或闭幕后上百口人的席地大宴。满地食物水果，米酒外再加上不错的韩国清酒和啤酒，我们的酒杯总是很快被旁边人倒满。于是很多人醉了，笑了，倒了，说真话了，哭了，闹了，睡了。帐篷外，公园草坪上夜空清凉，夜风袭袭，不时有美军飞机喧嚣掠过。想想天上、地下、身体外和脑子里的剧场，在光州经历的正是场绵延不断的大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