剧场、社区与改造社会的想象
钟乔

「午安!」小王子说。
「午安!」商人回答。
    这是一位卖缓和口渴特效药丸的商人。只要一个礼拜吞上这样一题就整个礼拜不需要再喝水。
「你为什么卖这种东西?」小王子问。
「这是很节省时间的。」商人说:「专家统计过了。一个人可以一个礼拜节省五十三分钟。」
「人家把这五十三分钟拿来做什么?」
「人家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…。」
「我吗?」小王子对自已说,「要是我有五十三分钟空闲的时间,我要从从容容地向一口泉水走去…」
    在法国知名作家圣、修伯里的名著「小王子」中,有一段这样的对话。如果,我们将对话中「人家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」改成类似「节省下的时间可以用来赚更多的钱啊!」那么,整个简单的寓言将有进一步的开展,也可以用来演绎社区剧场面对社会改造想象时的某种困局。我的意思是：社区营造的理想既然植基于互助的公共性上,那么,这样的互助精神在一个愈来愈被私有化、商品化所盘据的社会中,如何找到自主的生存空间?我得先质疑,倒底一个商品附加价值被「提位」到文化核心价值的社会中,还存在着可以像小王子一样从容走去的泉水吗?如果有,是谁拥有这样的空闲呢?是劳工、农民、社区中忙禄的一般受薪阶级?又或者是大财团的有闲阶级呢?
    小王子,在作家的笔下,有着得以无限幻想的纯真性格,并藉此和一个抽掉社会实质内涵的真空情境发生着对应。但,全球化效应下的商品社会,就不会有这样的物质条件,让人们得以在「乌托邦情境」自由往来。另外,因应着国家须要的暗示,文化创意在意识型态和商品包装之间的刻意转换,也是一件令人深深警惕并懊恼的事实。
    从这样的事实出发,当我们将社区剧场视作对人与社会改造相关的戏剧美学表现时,便也不难同时发现,社区剧场要在社区中面对的人,恰恰并非像故事中「小王子」这样不被社会实体所「捆绑」或「规范」的人。相反地,社区民众在参与社区剧场的过程中,不断面对的恰恰是社区中具挑战性的公共议题。例如：环境保护共同体,如何被自主性形构…等等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事项。如此,我们得以进一步发问,在形构这样或那样的自主性的同时,民众被什么所「捆绑」?或者说, 社区剧场得以如何将民众从「规范」中释放或解放出来呢?
    在这里,我们首先遇上的,当然还是社区是什么的问题。人们常说,社区是市（公）民社会的共同想象。为什么说是想象呢?因为,一种由基层（草根）民众透过自主的主体性,由下至上的人民民主机制,并未因市民社会说法的出现,而在社区中被具体实现。换言之,台湾社会解严前的「国家」位置,固然,在解严之后,渐渐失去独裁统治的角色。却并未全然退位,且以另一种依市场机制的须索而重构的细致性威权,在市民社会和传统地方政治势力之间产生着拉扯的作用。然而,这样的观察,却又无法全然漠视,在有着一定程度经济发展的社会中,曾经有人意图经由社区的互助组织,重新奌燃「新社会运动」火苗。发生于60年代末期日本的共同购买运动,经由「日常性生活批判」的作为,希冀从昔日阶级运动的落败,以及社会主义官僚化的困局中走出一条新的运动道路来,即是一例。
    然而,事情似乎远非想象中来得有成效。从「共同购买」所凝聚的社会批判力,在针对较为「基进」的议题时,显然无法发挥撞击性。
    社区共同意识的建构,固然是以最为基础的「共同体」作为出发奌,在集体记忆复苏、地方文化重建以及生态保育行动上,展开具体的民主互动。理想情境,不外乎藉由「生活即运动、运动即生活」的召唤,重新省思商品消费社会对人的「异化」。然而,此一以社区为单位的「共同体」却无法自外于总体社会的变迁与运转。社区组织工作者,在体会社会实践有别于活动造势时,首先思考的,当然是社区营造倒底与社会改造有何关联?果若丧失这样的问题意识,便只能在社区内部的人际关连中打转。到头来,也不过增添几分社区的嘉年华氛围罢了!
    如果说,1980年代社会运动所激发的民间力量,在一定程度上冲撞了国家威权体制的内核；近十年来的社区营造,则意图从社群的自主松脱过度膨胀的国家机器。但,「语境」毕竟只是美丽而堂皇的「语境」。同时,似乎一直只是一种装饰性的述说。　
    换个角度来看,当然,也有深入参与社造策划的人认为,公民社会的镜像,恰恰在回映着民间社会与国家杈力的相互渗透。亦即,经由社区内部的草根民主互动,翻转商品化价值观的主流宰制,并从而拉开闭锁的国家威权的门阀。现在,我们立即遭遇的困局是：由社区出发的「渗透作用」几乎没有较为具颠覆性的穿透力。究其原因,国家在基于「善意」前题下释放的社区资源,倒底是让民众因而从社区互助中反思资本社会的掠夺呢?还是,「善意」终将成为国家设计下精致的统御蓝图,作为「看管」人民民主的一道隐形防线?质问,迫在眼前。
    「善意」所筑起的隐形防线,自然已经不是戒严令一般的「咒语」。相反地,它「变身」为甜美的诱惑,以商品逻辑作为包装。处处埋下现代化的符码。最鲜明的案例,就发生于如何以废弃空间再利用,进行嘉年华似的表演轮翻阵,因而带来附加的房地产炒作效应上。再者,文化创意产业的观光化,倒底活络了商机或创生了在地文化呢?如果,一块臭豆腐、一片似雪的桐花,除了让在地居民多了一线生机之外,也带动了「在地」抵拒全球麦当劳文化宰制的反省的话。社区文化做为一种人民民主的互动机制,才找到了它本质上的位置。如此,才得以进一步探讨文化再生产如何形成社区互助的触媒。所谓的公民美学,应该是公民对公共领域的再生,带有一种从生活出发的创意和反思。而非以现行体制下认同的政治思惟,或说符合于观光潮流下的趋势反应。
剧场,做为一种沟通社会、教育、艺术的媒介,有着与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或其它混杂性创作,更为当下的立即性回应。或许,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,剧场很容易被拿来用做社区互动的工具。在社区民众参与日趋蓬勃的风潮下,剧场成了有效应的文化工具。任何方式的文化再生产,都须要得以发生催化作用的工具,无可厚非。重点却在于：催化仅仅为联络疏离的感情,或重塑一种失落的记忆吗?果若不然,或不仅如此,则剧场与社区之间的有机机制,又当如何在过程中被逐步形成呢?
    以表演性为主体的剧场,涵盖着对演员身体、脚本创意以及空间再结构等…种种文化观照。然而,这些须求却远远非社区剧场在美学上的思考关键。相反地,社区现实生活的沟通、了解以及分析,却成为剧场回光返照的聚焦奌。当然,为了免于机制的僵化或说方便于单向性的教学灌输,以民众为核心的互动情境必须细心地被逐步建构。这往往是进行社区剧场最为艰巨的一项文化工程。特别在一个「商品」与「国家」不断经由细腻操作而发布民主讯息的「想象性」市民社会中。
    当人们不断以巴西教育哲学家Paulo Freire的「提问式」"problem posing"教程,作为社区民众「培力」"empowerment"的理念根基时,仍然会有实践的质疑从土地上冒出问号来：专业者的角色是什么?她／他能同时兼具剧场和组织的双重角色吗?如果不行,又如何展开互动性教习（教导与学习）的文化行动呢?
    提问的目的,只在于将思惟的特殊性置放在行动的普遍性上。亦即,「提问」非仅不是为了将行动推向虚无化,而且是为了催生行动的积极性。是在这样的辩证发展中,「差事剧团」持续和「石冈妈妈剧团」展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社区剧场互动。时间的长久,除了验证社区剧场深化的轨迹之外,民众在剧场时空中身体的积淀,以及转化剧场成为日常生活的改造运动,是观察的重奌。前者,套用Augusto Boal的话,即是「观众」"spectator"出何变成「观演者」"spect-actor",又进一步成为「演员」"actor"的过程。后者呢?其实接续了前者的过程,亦即,进一步追问,当「民众」以观众身份转化为「发言者」的演员时,如何在社区的现实中针对公共议题表达态度呢?
    无疑地,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解开的难题。理由再简单不过。因其涉及了人的改造如何被实现的复杂,以及社区剧场如何延伸到社会实践的难题。虽然如此,剧场既然具备了民众参与的社区性格,如何铺陈其衍生的历程,应该会比做结案式的总结论述,更形有「提问」的性质罢!
    「石冈妈妈剧团」开始于「9.21」大地震后半年。在最初的工作坊课程中,参与的十位农村妇女,历经了与过去在社区土风舞班中截然有别的学习过程。简言之,剧场的「镜面效应」在她们身上发生了具体的「集体治疗功效」。从而,表演变成一件和生命经验习习相关的事。换言之,经由戏剧表现,这群曾经在灾难生死关头走过一回的劳动妇女,找到了开启抑郁之门的钥匙,既通往自已的内在,也关切了受难的乡亲、友人。无论如何,这对一个社区剧场而言,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契机。但,并不是说,人们因掌握到灾难带来的机会,便一直沉溺在对此「机会」的利用上。
    毕竟,公共性是社区剧场由「集体治疗」迈向开放论坛的必经途径。开放论坛则是民众在社区中对话的开始。也因此,问题意识朝向灾后客家伙房（四合院）重建的议题。客家乡民社会中以男性为宗族中心的传统价值,立即和现代社会中（农村）女性的社区想象,发生了某种潜在的矛盾。然而,矛盾是进一步指向问题核心的契机。扼要地形容,「妈妈剧团」成员穿透了性别的限制,在舞台上扮起「伙房」重建的男性角色,与此同时,在剧场的空间突破现实生活空间的束缚,参与进公共议题的讨论。
    一直到「公共议题」在剧场空间出现之后,社区剧场才踏出和社会发生具体关系的步伐。这是发生于剧场与社区之间的一项有机连结。从而,促发了「石冈妈妈剧团」成员,就社区中城郷医疗体系或产销合作的进一步关切。然则,这样的「关切」本身是否便与社会改造产生连结的想象,则远非观察能量得以企及。这多少说明了,社区剧场的社会改造想象,还是应该在落实于参与者的生活创意界面上,展开公民美学的评估。
    于是,我们回到前面例举的「小王子」的问题。对于生活于ＷＴＯ冲击下的台湾农村劳动妇女而言,生产关系紧紧系在市场对农作（水梨）的接纳和排挤上。因而,既便社区议题（例:公共参与的性别差异／产销合作的具体困境）成为剧场中表现时的核心,却无法自外于商品市场在总体社会所产生的影响。因而,轻轻松松走向泉水的日子,对于「石冈妈妈剧团」这样的社区剧场而言,仍是不具有生产性的想象。
    总的说来,问题意识的提出,仍然是社区剧埸在运用各式各样剧场互动游戏／肢体开发／角色练习之前的重要前题。掌握了社区的问题意识,并在剧团成员之间展开「对等性」的对话,是发展一个有针对性、具共同感演出的重要条件。这同时,如何将社区剧场在表演时呈现的问题意识,有效地反应在社区改造上,经常是一个实践比理论还恼人的大问题。如果,从「社区」是有别于「国家」和「资本」的第三部门的角度来思考,至少须营构在地得以透过创意生存,却不为市场炒作或民粹暗示的开放空间。否则,就算出现再多意图以问题意识做为出发的社区剧团,仍然仅仅能诉说某种「怀乡之梦」。就算社区人人都参与了,是不是终究完成了与「国家」或「现行资本市场」的雇佣关系而已呢?